“这是一场全世界与病毒的斗争”

“这是一场全世界与病毒的斗争”

“这是一场全世界与病毒的斗争。”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鲍里斯·鲁希尼亚克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新型冠状病毒对人类的免疫系统来说是全新的。“当前,中国正在竭尽全力防控疫情,我对中国所作的努力表示钦佩。中国有能力赢得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鲁希尼亚克认为,当下最紧要的是各国携手共同抗击疫情。

胡琳也在第二天发现,方舱医院的一切都在变得更好。

冷,是胡琳入住武昌方舱第一晚最直接的感受。因场地刚刚完成施工,多处尚未通电,直接导致电热毯无法使用,“睡觉冷得打起寒战”,加之厕所距离病区需要步行数百米,也让她感到不便,“本来就没有什么力气,走过去感觉很困难。”

方舱,渐渐成了大家一起维护的一个“小社会”。

家住武汉水果湖社区的胡琳和王汉民有着相似遭遇,在入住武昌方舱医院前,她已搬出自己的家,独自居住长达一周。胡琳告诉澎湃新闻,她于1月25日在医院做了CT检查,当时的诊断为双肺感染,两天后她就拿到了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结果。

胡琳说,她几乎跑遍了武汉的各大医院,“有的排10个小时的队都轮不到。”无奈之下,她前往武汉市第七医院看了门诊,配了一些感冒药后开始了自我隔离,直到2月6日凌晨3点半,胡琳被安排进了武昌方舱医院。

何洁明显感觉到,方舱医院里少了些许焦虑,有种生机正在蔓延。

在江汉方舱接受隔离的第二天,何洁随手录制的一段视频在网络迅速走红。

以汉江方舱为例,它系由原先的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改建而来,整个中心被划分为四个大区,一楼分为西区、中庭和东区,每个区内分成8个小区,每区整齐排列着50-60张行军床,分区之间由高隔板隔断,床位之间由1.2米高木板隔断。二楼有专设的医疗药品进出通道,每层楼另有2个护士站和全封闭的抢救室。

来自江西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驰的护士杨群,就是首批入驻武昌方舱的医护人员。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今年12岁,小女儿只有5岁,父母皆已年迈,且公公身患肾脏病,一周需三次血液透析,家里本离不开她。但当得知她要报名驰援武汉时,家人选择了支持。

回忆起2009年甲型H1N1流感,鲁希尼亚克依然心有余悸。“从2009年4月15日美国确诊第一例,到7月全美确诊人数已经超过百万。由于病人太多,美国疾控部门甚至放弃了统计病人人数。”

2月7日,接管江汉方舱医院的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向媒体表示,由于集中收治患者人数众多,工作量巨大,将考虑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对于患者反映的问题,“不能说是完全解决,但是情况在改善,已基本步入正轨。”

冷,是胡琳入住武昌方舱第一晚最直接的感受。那时,武昌方舱改造刚刚完工,设施还不完善,“睡觉冷得打寒战”。

临床十多年,接触防护服,杨群是第一次。“只有先把自己保护好,才能更好地照顾病人”,杨群告诉澎湃新闻,抵达武汉接受培训后,她匆匆吃了几口午饭,就开始练习穿脱防护服。穿了脱,脱了又穿,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方舱在变得更好,住在方舱里的人们也改变。

在胡琳看来,即便方舱医院的条件仍有待提升,但起码无需排队挂号,并且有医护人员定期检查,“比在外面看不了病好。”

2月6日凌晨,患者排队入住方舱医院。澎湃新闻记者 赵思维 图

在武昌方舱,杨群负责病人的病情观察,每一班约20名患者,她要做的是监督他们按时吃药,并帮助分配患者的食物补给。因为方舱收治的都是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大多病人入舱时都带了药品,一部分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也需要护士及时配给。

症状始现于武汉封城前夜,1月22日,王汉民开始咳嗽,四天后,高烧不退。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会将病情上报并安排检测,但流程至少需要五天,“要是有办法,最好自己找地方做核酸检测”。

许峰拍摄的方舱快餐。

同在武昌方舱的许峰告诉澎湃新闻,他所在的病区,护士们4小时换一班岗,负责给病患量血压、体温及血氧饱和度,每天至少观察2-3次,中间也会来回巡查。而在方舱服务的护士大多来自外省支援,说话间夹杂着胡琳和许峰听不懂的乡音。

类似的“吐槽”在其他两个方舱医院普遍存在,经病友们发布到网上后引发公众关注,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在多方努力下,胡琳和病友们反映的问题渐渐得到了解决:入住时靠近走廊的床位不够保暖,第二天晚上连夜装上了一排柜机,不间断吹出热风;第三天,开水机旁添置了微波炉;第四天,排水不畅的卫生间里,工作人员在洗手台的地面铺了塑料架子防止病人滑倒;饭点越来越准时,每天保证有牛奶供应;除补充了生活用品外,医护人员还很贴心地给每个病患准备了眼罩。

2月12日,50多岁的周伯被检测为疑似病例,被安置进武昌方舱隔离观察。由于担心自己的病情,加之挂念家人,一度情绪低落。发放晚餐的杨群见到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着急,便主动招呼他吃饭。

就在两天前,王汉民的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连续发烧9天后,他经过核酸检测,被正式确诊为新冠肺炎;同一天,他心爱的大橘猫在家中生下了一窝三只小猫仔。

然而,要让父亲入住方舱,王汉民的女儿王婷起初有过犹豫:那么多病患集中在一起,会不会交叉感染?万一病毒变异了怎么办?父亲长久一个人呆着,心情会不会不好?但想到定点医院床位稀缺和传染家人的风险,已在家自我隔离了16天的王汉民决定一试。

(本报华盛顿2月29日电)

办理入住的当夜,胡琳看到从各个社区转运过来的轻症病人冒着雨在入口处排队登记,“当时场面有些混乱,有七八百人要住进来,组织工作来不及完善。”

视频中的病友们头戴帽子和口罩、身着亮眼的黄色棉裤,伴随着音乐在方舱里跳起了广场舞。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将方舱医院比作“诺亚方舟”的“舱位”,用最小的社会资源,最简单的场所改动,最快地扩大收治容量。

在武昌方舱治疗许峰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他们病区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党员和志愿者们一起帮医护人员分餐,帮着修坏了的水管,打扫脏了的卫生间。

她所在的病区共有253个床位,每一班配有两名医生,每个医生查房查完一百多号,已到了交班的时候。

住在汉江方舱的靖婷当听到护士说有人趁着医护不备时拿走了口罩,她就感到义愤填膺;看到其他病区有人图方便把水倒进电缆井,她总是厉声喝斥……

鲁希尼亚克曾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服役长达28年,参与过应对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暴发、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发等事件。“事实上,人类始终处在与新型传染病斗争的过程中。”他说,上世纪70年代末,人们一度认为拥有了最好的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传染病时代即将结束。然而上世纪80年代初,人类就遇到了一种全新的传染病——艾滋病,至今未能找到攻克方法。2009年,美国和墨西哥暴发甲型H1N1流感,并蔓延到全世界。

此外,更重要的一项“技术活”,是安抚患者的情绪。

2月6日凌晨一点半,王汉民在睡梦中接到江汉区天门墩社区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你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确诊新冠肺炎。”靴子终于落地,至此,他已为自己的病奔波了大半个月。

许峰在方舱医院接受治疗时服用的药物。

然而,有了确诊报告并不等于拿到了被收治入院的“门票”。

工作人员连夜装上了一排暖风机,开水机旁添置了微波炉;饭点越来越准时,每天保证有牛奶供应;医护人员还很贴心地给每个病患准备了眼罩。

据胡琳记录,方舱医院的一天是从早晨7点开始的。她每天都会准点醒来,看着护士们推着装有早餐的餐车,穿梭于病床之间,一日三餐,莫不如是。

同日,武汉决定加快对“四类人员”(即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分类集中收治。其中,对于确诊的轻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无法全部进入定点医院治疗的,要求征用其他医院或酒店作为临时治疗区,集中收治。

2月5日晚,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胡立山在发布会上透露,截至2月4日,全市空病床仅剩421张,很多已确诊的疑似病患没有住进指定医院救治,形成了“堰塞湖”。

封城后,公共交通随之中断,王汉民没有车,只能徒步奔走于社区医院、新华医院和协和医院等多家医院之间,寻求诊疗和核酸检测的机会。

50岁的王汉民被安排进方舱医院时,女儿王婷一开始还有些犹豫。

鲁希尼亚克说,2014年埃博拉疫情期间,有美国议员表示,这是人类对抗病毒的战争,并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各国应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进行充分的协调、沟通和信息共享,遏制疫情蔓延。”他认为,疫情没有国界,各国在应对大规模传染病危机时不应该以邻为壑。在引导公民养成更好的卫生习惯、早期监测新型传染病发生、与公众进行充分沟通、加速新疫苗和治疗手段的问世等方面,各国之间的合作大有可为。

“方舱医院”应运而生。